器官芯片如何提高安全毒理预测？肝、肠、肺、肾4类MPS案例解析

摘要： 药物安全性评价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判断一种化合物“有没有细胞毒性”，而是实验模型能否捕捉人体中真实发生的代谢活化、屏障损伤、细胞谱系变化和器官功能异常。传统二维细胞体系具有操作简单、通量高等优势，但对于需要肝脏代谢活化的遗传毒物、临床胃肠道毒性、气道细胞分化损伤以及肾近端小管功能变化，单一细胞和静态培养条件有时难以完整反映人体反应。微生理系统（Microphysiological Systems，MPS）通过人源细胞、3D组织结构和动态培养环境，为安全毒理研究增加了新的模型维度。本文结合肝脏遗传毒性、肠道毒性、肺/气道毒性和肾毒性4个实际研究案例，分析不同器官芯片模型如何从“检测细胞是否死亡”进一步走向人体相关毒性机制和预测研究。

关键词：器官芯片、微生理系统、MPS、CN Bio、PhysioMimix、安全毒理、遗传毒性、肠道毒性、肺毒性、肾毒性、药物研发

一、安全毒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体外结果能不能代表人体”

药物进入人体后通常不会只与一种孤立细胞发生作用。某些化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遗传毒性，而是在经过肝脏代谢之后生成具有活性的代谢产物；一些药物在二维细胞中并不会造成明显死亡，却可能改变肠道屏障、气道上皮分化或者黏液纤毛功能；肾脏毒性同样可能与细胞转运、流体环境以及组织极性相关。因此，安全毒理研究真正关心的不只是“细胞有没有死”，而是实验体系是否保留了与人体器官相关的代谢能力、细胞组成、组织结构和功能性终点。

传统二维细胞模型仍然是药物毒性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们具有实验成熟、操作简单和通量高等优势，但当研究问题逐渐深入到代谢依赖型毒性、复杂组织功能以及临床不良反应预测时，模型本身的生理相关性就会直接影响最终结果。微生理系统通过引入人源细胞、动态流体、3D组织结构和更加接近体内的细胞功能，希望在传统细胞实验与动物研究之间增加一个更具人体相关性的研究层级。

围绕这类研究，CN Bio器官芯片应用案例资料中已经积累了肝脏、肠道、肺、肾脏以及其他器官模型的多种研究案例。下面4项研究所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但它们共同说明了一点：模型的生理相关性不仅影响实验“看起来像不像人体”，也可能直接改变毒性是否能够被检测出来。

二、四个安全毒理案例分别在解决什么问题

三、案例一：为什么遗传毒性研究尤其需要保留肝脏代谢能力

遗传毒性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难点，是很多化合物并不是直接与DNA发生作用，而需要先经过肝脏代谢转化之后才能形成真正具有遗传毒性的产物。如果体外系统缺少足够的人源肝脏代谢能力，一部分pro-genotoxicant就可能因为没有完成代谢活化而被低估，因此单纯增加DNA损伤检测灵敏度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模型首先需要能够模拟药物进入人体后经历的关键代谢步骤。

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与TwinStrand Biosciences建立了基于PhysioMimix T12的Liver-on-Chip体系，将原代人肝细胞PHH或HepaRG与TK6细胞结合，并在动态微流体环境中模拟肝脏与淋巴细胞相关相互作用。这个设计的重要之处，并不是单独建立了一个肝细胞培养系统，而是在同一研究框架中同时保留肝脏代谢和遗传毒性终点。

研究在同一体系中设置了3类不同遗传毒性终点，包括肝细胞中的DNA链断裂Comet assay、TK6细胞中的染色体损伤或染色体丢失Micronucleus assay，以及利用Duplex Sequencing分析的基因突变。同时通过白蛋白、尿素和CYP活性等指标确认肝脏模型仍保持相应代谢功能，从而避免出现“毒性没有检测到，其实是模型已经失去肝功能”的解释混淆。

实验结果中，直接遗传毒物MMS和EMS在多个终点产生响应；需要代谢活化的CP和B[a]P也分别在微核/突变和DNA损伤相关终点观察到阳性信号。这个案例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把“人源代谢能力”和“不同层级遗传毒性读出”连接到一个MPS研究体系中，使安全评价不再只依赖单个终点。

四、多终点遗传毒性为什么比单一阳性/阴性结果提供更多信息

Comet、Micronucleus和Duplex Sequencing实际上对应不同类型的基因组损伤。DNA链断裂、染色体水平异常和真实突变并不是同一件事，一种化合物可能在某一层级产生明显影响，而在另一个层级尚未形成稳定变化。如果只使用一个终点，就容易把复杂遗传毒性压缩成简单的“阳性或阴性”。

将多个终点放入同一具有人源肝脏代谢能力的模型，有助于进一步区分毒性发生过程。例如某种化合物首先产生DNA损伤，但并不一定立即形成稳定突变；另一些经代谢形成的反应性产物则可能进一步影响染色体或者产生可检测突变。因此，MPS在这类研究中的意义不只是替代二维培养，而是让代谢过程和多层级毒性终点更接近同一个实验链条。

五、案例二：为什么Caco-2没有检测到的胃肠道毒性，HIO可能能够观察到

胃肠道不良反应是许多药物临床研究中的常见问题，但经典Caco-2细胞模型本质上仍然是单一细胞系，与人体肠道crypt-villus结构以及多种上皮细胞谱系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药物在Caco-2中没有引起明显细胞毒性，并不能保证其在真实人体肠道组织中不会造成屏障或者细胞谱系相关损伤。

Pharmaron建立了人源肠道类器官HIO以及其衍生屏障模型。HIO能够保留更加接近肠道crypt-villus的结构，并包含多种主要肠上皮细胞谱系，因此其研究问题已经从“某一种肠上皮细胞是否死亡”进一步扩展至“复杂肠道组织对药物的总体反应”。

在一组具有不同临床腹泻发生率的药物测试中，原稿资料显示HIO对胃肠道毒性的预测敏感性达到78%，而Caco-2为22%，两种模型都表现出较好的特异性，未观察到明显假阳性。这里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单纯比较两个百分比谁更高，而是说明模型复杂度和人体相关性可能直接决定某些临床毒性信号是否能够在体外被捕捉。

六、Trametinib和5-FU的结果为什么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模型差异

Trametinib在Caco-2中的IC50大于1000 nM，而在人源肠道类器官中的IC50约为26.2 nM；5-FU在Caco-2中的IC50大于100,000 nM，而HIO中的结果约为1,681 nM。两个例子都显示，同一种化合物在不同体外模型中的毒性响应区间可能出现非常明显差异。

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解释成“越敏感的模型越好”，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哪一个模型的响应更接近人体临床暴露和实际不良反应。对于安全毒理学而言，模型灵敏度只有与临床相关性结合才具有意义。如果一个模型能够在更加接近临床暴露的区间内重现已知胃肠道毒性，就可能为早期药物候选筛选提供更有价值的风险信号。

研究进一步引入动态gut-on-a-chip后，在Trametinib临床相关Cmax条件下即可观察到屏障损伤，同时出现更加明显的ZO-1紧密连接异常和MUC2变化。这说明动态模型提供的并不只是“更复杂的培养方式”，而是能够增加屏障完整性和组织功能相关终点。

七、案例三：为什么肺毒性不能只看细胞活力

药物诱导性肺损伤可能表现为细胞死亡，但也可能首先表现为气道细胞分化、黏液分泌或者纤毛相关功能改变。如果实验只检测ATP、细胞存活率或者传统细胞毒性指标，就可能在组织功能已经改变之后仍然得到“细胞没有明显死亡”的结果。

Pharmaron建立了3D人源支气管类器官HBO、NHBE气液界面模型以及基于PhysioMimix的灌流bronchi-on-a-chip体系。HBO经过14天分化后能够形成具有杯状细胞和纤毛细胞特征的成熟气道结构，而原稿资料显示灌流培养相较静态ALI培养还表现出更好的分化结果。

研究进一步使用有肺毒性报道的afatinib进行验证。在分化HBO模型中，afatinib的IC50约为15.18 μM，同时杯状细胞相关标志物MUC5AC呈剂量依赖性下降。这个结果已经说明药物影响的不只是总体细胞存活，还包括特定气道细胞谱系。

八、为什么TEER、通透性和活力都没有明显变化，仍然可能已经出现肺毒性

在NHBE ALI模型中，TEER、通透性和细胞活力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剂量依赖变化，但MUC5AC表达和杯状细胞组成却明显下降。这类结果对于安全毒理学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组织功能和细胞谱系变化可能早于明显细胞死亡出现。

如果研究只选择TEER和细胞活力作为判断终点，很可能会认为该浓度范围内模型没有明显毒性；加入杯状细胞、纤毛细胞以及黏液纤毛分化等组织层级指标之后，研究结论就会发生改变。

因此，MPS真正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安全毒理终点从“通用细胞毒性指标”逐渐扩展至“器官特异性功能指标”。肝脏模型可以检测代谢功能，肠道模型关注屏障和细胞谱系，气道模型可以进一步观察黏液纤毛功能，而这些信息很难通过一种通用二维细胞毒性检测全部获得。

九、案例四：为什么同一种化合物在不同肾模型中可能得到不同结论

肾脏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毒性预测差异究竟来自化合物本身，还是来自我们选择的实验模型。Texas A&M University联合Roche、Sanofi、Merck、Unilever、NIEHS等机构，对16种化合物开展横向比较，将人肾近端小管上皮细胞HRPTEpC分别培养于96孔板、静态Transwell、PhysioMimix T12流体Transwell以及OrganoPlate中，并使用LDH、TEER、药物转运和转录组等多种指标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传统96孔板对部分肾毒性信号的响应相对有限，而Transwell、OrganoPlate和PhysioMimix T12等具有动态或更接近生理环境特征的模型呈现出更加突出的预测表现。按照原稿资料，PhysioMimix T12在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和MCC等多项指标中展示出较好的综合表现。

十、为什么肾毒性研究中TEER没有LDH敏感，也值得关注

同一研究还发现，TEER对早期毒性变化的响应相对有限，而LDH能够在更低浓度条件下观察到毒性相关变化。这再次说明，“模型升级”并不意味着任何传统指标都会自动变得更加敏感，具体终点仍然必须与器官模型和毒性机制匹配。

TEER主要反映屏障电阻和完整性，而药物早期造成的细胞损伤未必首先体现为明显屏障电阻下降。LDH释放则反映细胞膜完整性相关变化，因此在某些化合物条件下可能更早出现。这类结果提醒研究人员，在MPS中同样需要进行终点筛选，而不能因为模型更加复杂，就只保留一个看起来最“生理相关”的检测指标。

十一、四个案例共同说明：毒性终点应该越来越“器官特异”

把4个案例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肝脏遗传毒性研究关注的是代谢活化以及DNA、染色体和基因突变；肠道毒性关注的是多细胞谱系、屏障完整性、ZO-1和MUC2；肺/气道毒性进一步关注杯状细胞和黏液纤毛相关分化；肾毒性则需要结合细胞损伤、屏障、转运和转录组信息。

这说明安全毒理模型正在从一个通用问题——“这个化合物是否有细胞毒性”——转向更加精细的问题——“这个化合物如何改变某个人体器官特有的结构和功能”。器官芯片真正的价值并不只是3D或者微流控本身，而是让这些器官特异性终点能够在体外保持更合理的生物学背景。

十二、PhysioMimix这类MPS平台在安全毒理研究中承担什么角色

PhysioMimix属于微流控MPS平台，通过动态培养和不同组织模型设计支持肝脏、肠道、肺、肾等不同研究场景。原稿资料将其应用覆盖描述为单器官、多器官以及不同通量研究模式，核心逻辑是利用同一类系统框架建立不同人体相关组织模型，而不是把所有器官强行使用同一种细胞和同一套实验终点。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把所有安全毒理实验都换成MPS”，而是哪些研究问题已经超出了简单二维模型能够回答的范围。当毒性依赖代谢、细胞组成、屏障、流体环境或者器官特异性功能时，人体相关MPS就提供了另一层实验选择。

十三、总结

肝、肠、肺和肾4个案例说明，安全毒理研究中的模型选择会直接影响最终能够观察到什么。遗传毒性可能因为缺少肝脏代谢而被低估，临床胃肠道毒性可能无法被单一Caco-2模型充分捕捉，气道组织功能变化可能早于细胞死亡出现，而肾毒性则可能因为培养环境不同而产生完全不同的预测表现。

器官芯片和MPS的意义，因此并不是简单增加一个更加复杂的3D模型，而是将人源代谢、细胞谱系、动态流体和器官功能重新带入安全评价。真正理想的研究设计仍然应该从毒性机制出发，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和终点，而不是为了使用新技术而使用新技术。

参考资料

1. B. Kopp, A. Khawam, K. Di Perna, D. Lenart, M. Vinette, R. Silva, T.B. Zanoni, C. Rore, G. Guenigault, E. Richardson, T. Kostrzewski, A. Boswell, P. Van, C. Valentine III, J. Salk, A. Hamel. Liver-on-chip model and application in predictive genotoxicity and mutagenicity of drugs. Mutation Research - Genetic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utagenesis. 2024;896:503762.
2. 案例二、案例三和案例四相关数据与模型信息依据CN Bio公开客户研究及应用资料整理。

拓展阅读

CN Bio器官芯片与MPS应用案例专栏

关于技术来源

本文基于CN Bio公开技术资料及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TwinStrand Biosciences、Pharmaron、Texas A&M University等团队公开的安全毒理研究信息，曼博生物整理，用于科研信息分享、实验参考和MPS安全毒理研究思路理解。文中HIO 78%与Caco-2 22%的预测敏感性、Trametinib约26.2 nM、5-FU约1,681 nM、afatinib约15.18 μM以及16种肾毒性化合物比较等数据均来自对应公开研究体系，不应直接外推至其他药物和模型。实际安全评价仍需结合化合物作用机制、人体暴露水平、细胞来源、培养体系和毒理终点进行验证。本文围绕器官芯片、MPS、PhysioMimix、遗传毒性、胃肠道毒性、肺毒性和肾毒性等方向整理相关公开技术信息。